第9章：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通信是社会的黏合剂，而那些以清晰维持通信渠道为业的人，对于我们文明的延续或衰亡最具影响。不幸的是，这些通信的祭司相当鲜明地分为两个教团或派别，秉持不同的原则，接受不同的训练。这两个通信祭司的教团，一边是知识分子或文人，另一边是科学家。在过去的某些时期，文人与科学家之间的平衡曾维持得相当好。然而，当代的反常之处并不限于物质环境。它在智力活动的分配上同样反常。
一方面，直到最近，这个时代对于科学家来说一直是个好时代，甚至对于较为理论性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当代不止一位伟大科学家，无需害怕与有记载的历史中最优秀的人物相比，这一点在英国和美国同样成立。把爱因斯坦与牛顿相提并论的并不只是新闻记者，因为爱因斯坦的贡献，就其所处背景而言，和牛顿在他那个时代的贡献一样具有革命性。此外，围绕爱因斯坦的人物所组成的群体，也很难在牛顿的同代人中找到可比者。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哥廷根的海森伯、柏林的普朗克和剑桥的狄拉克，只是许多会自然浮现的名字中的几个，他们足以与十八世纪的伯努利家族、泰勒、哈雷和麦克劳林相匹敌。纯数学在这方面居于次要地位。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不久前才去世，而希尔伯特本会成为任何时代的伟大名字。普林斯顿的外尔和仍在世的科尔莫哥洛夫，都是当代人物。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一直活到本世纪相当晚的时候，美国则有哈佛的伯克霍夫。
即使不能期待他们中任何一人完成欧拉那样巨量的工作，或像高斯那样开辟那么多领域，他们所处理的问题仍具有最高程度的困难，处于一个业已发展完善的数学定居地之外的地平线彼端。他们所展现的技术才能，与最伟大的前辈同样高明，甚至更高。
历史显示，科学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通常相伴而行。然而，过去半个世纪艺术发展的样式，已大大偏离科学发展的样式。在音乐中，我们看到了作曲家群体的萎缩。演奏者很多，但必须承认，使音乐之火不熄的是作曲家，不是演奏者。我们伟大的演奏者中，只有相对少数对当代作品表现出多大兴趣。
绘画的情况略好一些，尽管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离开美国的范围。较新的流派已经发展出自己的老一辈大师，如马蒂斯和毕加索。在墨西哥，一个民族性的壁画画派展现出非凡的独创性和活力。然而，今天每有一位带来新的美或真理讯息的合格艺术家，与过去的伟大名字相比，大概就有十位科学家在相对地位上与他相当。
毕竟，音乐和绘画跨越国界几乎和科学一样容易。另一方面，文学的欣赏大体局限于作者的同胞和使用同一语言的人。因此，要对这个主题作出全面的看法就困难得多。不过，我的印象是，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当代作家与其说以任何特别的创造力见长，不如说以相当高水平的语言运用技术能力见长。其他国家是否也是如此，我无从置喙。
我不能相信，绝望和沮丧足以说明全部的现代图景。最好的希腊作品中有许多属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罗马帝国的衰亡时期则是教父们的伟大时代。中世纪最优美的宗教诗篇中，不止一首开头哀叹时代的罪恶和时日之晚。伏尔泰、斯威夫特和海涅都没有被其时代的善意与希望所迷住。
那么，必定还有其他原因，造成当代，尤其美国，当代艺术与文学相对的贫瘠。其中一个近在表面。它在于通信方法的发展。对参与其中的人而言，这些方法的人均成本低廉，但以商业上可行的最小规模计算却极其昂贵，以至于除了传统而乏味的事业之外，一概排除。我指的当然是庞大的现代期刊、留声机、无线电、电影和电视。请特别注意，它们的影响落在写作和音乐上，而富有鉴赏家渴望拥有大师真迹，这一愿望减轻了这些影响对绘画的作用。我认为绘画是当下生命力更强的艺术。
杂志的大型轮转印刷机能够承载旧式印刷所从未能设想的大量作品，但它们也构成资本投资，远超任何老式印刷商所能负担。无线电售价合理，但这种合理价格以数万计的市场为条件。电影能维持七十五美分的票价，只是因为必须有足够大的需求，才能让制片人、放映商和一大批中间人从一部成本逾百万美元的影片中获利。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这些艺术掌握在不敢冒险的企业家手里。
在正剧剧场和常设剧团的时代，演员演出的戏若失败，对他们或许是不幸的，但成本有限。如果一出戏的构想很好，几百名欣赏它的人就能构成付费观众。地方报纸编辑为其乡镇的数百名读者写作。他能摸准他们的脉搏。在许多情形下，环境相似使他和他们想得一样。即使他想扮演萨伏那洛拉的角色，痛斥他们的缺点和恶习，这些话也很可能使他们感兴趣，并卖出更多报纸。最后，如果他因某种缘故不得不离开城镇，仍可以在新地方创办新报刊，带着已获得的宝贵经验，并有相当合理的成功希望。
把他的命运同今日辛迪加专栏作家的命运相比吧。他越成功，必须迎合的读者就越多，对他而言，不说任何会令广大公众中某一大部分不快的话，也就越必要。他必须同时记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黑人、商人、农民、工人和失业者。只要他稍微越过其监狱的围墙，迟早就会在某项收视或评比中显现出来，而他的所有者会据此审查他的工作。他必须顺从、忏悔，或沉没。
到这里，我们只讨论了由规模本身及现代事业所涉及的巨额投资导致的、对艺术家自由的必要限制。然而，现代通信手段中的巨大投资也带来巨大权力。这种权力常有其直接利润以外的利益。我们都知道，有些城市报纸属于木材和电力利益集团，它们随时准备为所有者的事业发动特别宣传。另一方面，对于有法西斯倾向的富有投机者，没有什么工具比大型画报周刊更有说服力。
这个主题可以奏出无限多的变奏。只须说，报纸所有者或电影大亨若把其事业与公众的教益或娱乐之外的其他获利来源结合起来，便可能有能力继续营业，而较为直接坦率的竞争者却会破产。因此，作家，甚至音乐家，最好的收入来源受到污染，不只因纯粹由巨大规模产生的压力，也因它们必须服从某种与其工作无关，并且很可能反对其意见的外来利益。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他们还遭受第三种屈辱。事实是，主要由商人经营的企业，很可能遵从冷酷无情、弱肉强食的商业原则经营。如果老板认为为采用一篇故事而收二十篇是好生意，二十篇里就有十九篇会被扔进废纸篓。作家只剩从事无成果工作的屈辱。他也许确实因这种从属而得到优厚报酬，但得到的不是自尊的货币。
依赖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来发行作品的年轻艺术家，还有另一个绝望的理由。正因这些计划规模庞大，它们只能雇用相对少数最精于雇主所看重、能够赚钱的特定技艺的作家、音乐家或摄影师。通俗杂志的公众在观念上未必很有鉴别力，但当然有机会在技术上变得极有鉴别力。因此，有话要说并终有一天会把它说好的一位年轻作家，恰在最需要市场的阶段，已没有作品的市场。这一点确实已经引起某些艺术大众供应者的注意。他们不得不有所作为，以防艺术家的供给在源头枯竭。电影业不得不补贴戏剧，尤其是常设剧场，以维持合格演员的供应。电影业也不得不在音乐方面做类似的事。事实上，只有通过这类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当代才有任何数量可观的艺术家在活动。
由此不难看出，依靠艺术维生的艺术家出了什么问题。他一直需要赞助人，但他的主要赞助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局限于一个狭窄的控制集团。然而，这不能是创作艺术陷入低迷的唯一解释。任何时代都有许多优秀作家以艺术以外的来源谋生。拉斯金是富有酒商之子，从不需要把写作换成英镑、先令和便士。弥尔顿的大部分写作次于他担任共和国国务秘书的活动。无须多举例子。例子已足以表明，当代文学的贫瘠，除直接经济动机外还有其他原因。
在美国，以及那些正逐步仿效我们的国家，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的破产。上一代的德国文理中学，如同法国的 lycée，甚至英国的公学，都建立在一种相当明确的观念上，即受过教育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首先，他必须懂古典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被多年反复灌输，直到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些语言的作文练习不只是局限于教科书范围的形式作业，而是真正的文章，甚至延及写出尚可的诗歌。以母语教育学生，不仅要求写出价值很低的作文，也要求依照该语言的最佳标准，组织良好而扎实的散文。若学生学习一门外语，若他是法国或英国男孩，而不是德国男孩，他的发音或许确会有些马虎。不过，他对这门语言的阅读和理解必须足以使其成为随手可用的工具。他的数学教师并不试图让他走一条铺着柏油的皇家大道抵达目的地。他必须知道定理，并知道自己知道它们，也必须完成具有相当复杂程度的所谓原创习题。若他是上层阶级的英国男孩，就读于一所公学，便在藤条或桦木条的威胁下这样做。若他是德国男孩，则在一位不太温和的教师的喝骂下这样做。若他是法国男孩，他则在更大的威胁下学习，因为倘若一次 concours 考试失败，可能永远得不到第二次机会。他可能毁掉终身事业，并被判定永久失去社会地位。
美国教育的早期阶段虽然遵循英国模式，却不是现代美国教育从中发展出来的模式。哈佛创办之初不像英国大学，倒更像我们如今所谓的英国公学。早期学生的年纪很小，这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它对古典学和数学的重视，与英国原型毫无差别。随着时间推移，哈佛和其他美国学府的学生年龄和声望不断上升，直至占据英国大学学院，后来更是英国或德国大学的地位，而不再是公学的地位。安多弗、埃克塞特、格罗顿、圣保罗等少数中等学校，曾遵循某种近似英国公学的模式，填补早期学院升级后留下的空缺。但它们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不断减小。美国实际的中等教育掌握在公立高中手中，后者甚至成功地把自身模式的大部分强加给私立中等学校。
高中虽吸收了许多埃克塞特和安多弗式学院的东西，却是从小红校舍创办的公立学校制度发展出来的。在农活较闲的季节，农家男孩和女孩到这里来，一部分是为了学习读、写、算，同样也是为了不让他们惹是生非。埃格尔斯顿在《印第安纳乡村校长》中描写的情景，直到世纪末在许多乡村学校仍然成立。
从一开始，城市公立学校在按年级划分方面就胜过小红校舍，在其他方面则几乎没有。课程包括阅读、写作、极少的一点算术和高度程式化的地理。它们没有任何内容足以使学生为以私立学校课程为基础的后续高中课程作准备。此外，高中课程推迟到十四岁才开始，于是即使资质中等的学生到了这个关键时期，也从未经历过一天足以考验其能力的严厉学业。
所谓纪律，指的是不乱扔黑板擦的纪律，而非学习的纪律。在边疆条件下，年纪较大的男孩惯于试图痛打校长，以显示自己的胆量。因此校长必须成为军队中士，而不是学者。这样未经加工、未经驯服的半大男孩材料，接着进入高中，并被期待在四年中掌握拉丁文阅读能力，或许还包括希腊文，掌握直至三角学的数学，能够用至少一门外语交谈，学些历史，并且欣赏莎士比亚。令人惊异的是，即使有些小社区也有如此热心的教师，使少数异常优秀的学生确实成功完成这一切。对压倒性多数而言，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结果是纯粹的挫败。
难怪对普通美国高中生及其父母而言，教育中较有分量的科目变成了给聪慧和具有特殊机会者的特权，对其余人则是陷阱和折磨。既然美国的教育观念是整个社群都应参与的事，而不属于任何特权阶级，即使是仅因有能力使用这种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很早便已清楚，高中教育必须经历根本改变。
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希腊文上。希腊文几乎一向只是选修科目，多年前已完全从普通高中课程中消失。加速这一过程的是牧师在社群中地位逐渐而持续的贬值。若牧师试图成为任何一种学者，希腊文便是他的必要工具，但对几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似乎毫无用处。我少年时，希腊文已经消失，拉丁文也正变得很不稳固。拉丁文教育，事实上还有高中语言和数学的全部课程，已大大失去与美国生活的联系，变得更像大学入学的一项仪式性先决条件，而不是活生生的学习科目。
现代语言在我们高中中的地位，受到一些有利而另一些主要不利的影响。有利的一面是，自然科学家教育中需要现代语言，尤其法语和德语，作为工具，也有与我们南方说西班牙语国家发展贸易的愿望。在欧洲式教育被认为是每个有志美国科学家，甚至文人，进阶训练所必需的时期，法语和德语远比现在流行。当时，法语在文化语言的性质上所占分量也远多于今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中德语教学已病得很重，第二次大战中则死亡。如今，当高阶学生需要法语和德语作为工具，作为科学教育的必要媒介时，它们已被交给个别学生的努力，以及大学后期或研究生院。在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境附近其他地方，西班牙语知识无疑足够重要，使高中认真教授它。然而，在那些因墨西哥和南美商业事务而需要西班牙语的人中，他们从中等教育获得的西班牙语程度，很少足以让他们甚至参加一场讲西班牙语家庭的简单社交晚会。
这种语言训练的缺乏背后，是我们在地理上构成使用单一语言的最大人口集团之一。荷兰人一天都无法经营自己的事务而不可能必须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即使英国人也珍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假期。另一方面，美国人在蒙特利尔与拉雷多之间不会遇到对外语的需要。他所接触的许多外国人，在他看来已因其非美国性而被谴责，他期待他们主动说他的语言。这种对其他语言的敌意，被美国游客当作保护斗篷带到任何地方。若在墨西哥或法属加拿大，当地人不肯适应他的习惯，他完全满足于把接触限于那些对他如此让步的人。
因此，对普通高中生来说，即使活的语言也是已死的问题。对于他自己的文化以外的活文化研究，情形也一样。只有在美国历史中，他才接受过可能称得上彻底的历史课程。这些美国历史课程往往如此受流行舆论，甚至法律条文的染色，以至于它们与其说是试图找出真实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爱国主义的劝诫。当我们的高中教科书作者必须出版两个版本的内战史，一个给北方，一个给南方，我们就不能期待有多少不偏不倚，这类历史课程也很难达到使学生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定位的目的。
大学程度的工程学校和其他技术院校有入学要求，在某些情形中得以维持合格的数学、物理、化学，甚至其他一些科学训练。不过，这只适用于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需求足够大，因而能够执行自己入学要求的学校。在州立学院中，即使工程学生入学时这些基础学科的训练程度也很低，以至于大学两年都花在把学生提升至欧洲大陆文理中学或实科中学毕业生十六岁已经达到的水平。正常情况下，只有继续研究生工作的人，才有希望成为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工程师，不至于一辈子受缚于某一种综合工程师手册。
还剩下高中科目中的英语课程，可能具有一些文化价值。在一位有个人文化兴趣的热心教师手里，这种价值很可能存在，甚至很高。与此相对，必须记得，普通高中教师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都不足以确保聘到具有任何特别文化兴趣的教师。绝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是没有特别智力成就的年轻女性，在体面却不苛刻的工作中等待结婚的时候。进入普通大学的普通学生，既不会写一段可接受的英语，也不能带着理解读一本文学书。
我刚才对技术学校所说的话，经过必要变通，也适用于大学。结果是，严肃教育的负担转移到十八至二十岁期间。对尚未形成文化品味和良好学习习惯的普通青年男女而言，这实在太晚。此后，这些品味和习惯会逐渐变得更难获得。尤其是，学生必须极其严格地缩小努力的范围，以至于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甚至在不止一个方向取得少许熟练，也几乎没有希望。若他有文化兴趣，就没有时间了解科学究竟是什么。若他有科学兴趣，通常会发现文化书籍成为禁区。
学生用来填补其稀释的高中课程，并在许多情形中完全取代它的各种填充科目，例如经济学和政府学，既不能提供足够的训练，也没有足够客观而稳固的基础，以取代青年教育中较传统的学科。若真要认真学习它们，而不只是把它们当作在州法律阻止高中生就业的那些年里让学生忙碌的权宜办法，就必须在一种经验和成熟程度上学习，而这种程度通常只属于完全成年的人。
过去构成教育支柱、如今因某种缘故较不受欢迎的科目，持续受到教育行业和州立法机构的攻击。这个国家流行一种奇怪观念，认为民主意味着教育不能超出最迟钝者的能力，任何按智力能力作出的区分，或让落后者多读一年书，都是有害的。能力出众的年轻人通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当成破坏美国民主学校生活平稳进程的犯规者。人们极少意识到，他很可能对自己社群的未来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极少给予他机会，让他用与其能力相称的问题试试自己的力量。
所以，进入学院和大学的材料很少高于灰暗的平庸。这种低等矿石必须经过特别加工，才能产出可用金属。当前在文化科目中流行的加工方式是概论课程。概论课程对于已经充满专门知识的学生，或许很有用，可以提供总体方向。对于第一次在此类课程中接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和洛克的学生，它只能服务于诡辩的目的，也就是能以某种令人信服的程度谈论自己一无所知的主题。它若超出哲学与文学，并被用在数学上，尤其若局限于相当敷衍地阅读几本伟大著作，它不只是无用，更明确有害。因为它给出数学当下是什么，以及其当下智力发展由何构成的错误图景。对于物理和生物科学，情形也完全一样。
我曾说，经过通常美国高中制度而来的大学生，时间太短，无法在不止一个科目上取得实质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成为尚可的工程师，甚至尚可的实验室科学家，条件是其科学的要求不超出一两个领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课程之外，尤其在研究生工作中，找到了学习技术，并把自己发展成还算有文化的人。那些未能如此，而其活动路线在文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人，发现自己同自然科学的信徒一样受限于一个领域，却没有后者至少受到部分智力训练的好处。有些人进入法学院，遵循一切技术中最受限制、最少教益的一种。最后，有些人成为艺术家和文人。他们中大多数同样没有时间通过适当的学徒训练来学习本行。这些人通常成为批评家。
这些批评家的心理具有非常明确的形式。他们大多是双重受挫者，首先因缺乏与现代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接触而受挫，其次因无法沿着自身兴趣的路线从事主要创造性工作而受挫。这种无能确实既出于情感障碍，也出于无知。然而，在最后努力创作新东西时，如果能唤起坚实的工艺传统，就较易克服情感上的危险。一代以前，与时代脱节的知识分子最先找到的学院避难所是古典学系。如今首先则是英语系。
理论上，英语教授应在写作中，或者至少在欣赏和保存过去的文学珍宝，以及评价崭露头角的新名字中，找到自我表达。实际上，能够投身这种合意工作的英语教授很少。而且事实上，这些令人羡慕的位置总得以多年服役为代价才可赢得。英语教授大半时间都在试图教大学新生写作训练的赤裸骨架，而这些训练他们本应在五至十年前获得。结果是，他每有一个使自己略感自豪的学生，就有十个学生的教育代表着他自觉的失败。余下时间如此有限，教师很少有机会以真正进步所需的适当从容，发展学生的写作能力或技术。结果又是概论课程。
这常常由许多单独看都很有道理的文本组成，其次序对已有某种文化史背景的人也可以理解。然而，以综合课程所必需的速度学习，它们形成的连贯发展几乎和百科全书一样少。在适当环境中，大杂烩可能很有营养，但它并不适合用来教育美食家的味觉。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种职业病或畸形，很可称作“英语教师的酸味”。在其充分发展的形式中，它还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影响，文学近似舞台，摆出某种奥林匹斯式不满的姿态，会增进教师独特性和学识的声誉。象牙塔及其伴随的个人取向，如果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守护者的任务真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不负责任、不重要，倒也无足轻重。它绝非不重要，必须负责任地承担。没有任何时代像现在这样，如此不了解自己的前提。这并非因为它是较低劣的时代，而是因为它是混乱的时代，并且通向理解它的道路还未清楚标明。我们经常哀叹它是缺乏工艺的时代。然而，普通乡村汽车修理工或无线电修理工都是出色的工匠。与这些人相比，旧式乡村铁匠往往不过是笨拙的拙匠。若他从其日常行业的贫乏中逃到偶尔制作一件精美锻铁制品，无线电修理工也会在制造一台音质异常纯净的收音机中做同样的事。其中一人诉诸眼睛，另一人诉诸耳朵，甚至诉诸智力，这一事实并不贬低当代的艺术和工艺。
与此相关的是，那些本应保存本代理想的人，对本代存在一种奇怪误解。因为当代工艺使用刨床和车床，它倾向生产具有宽大平面或圆柱表面的物品。飞机，现代技术的高点，包含具备某些空气动力学特性的机翼、螺旋桨和支柱，而这些特性要求舒展平滑的表面。技术的这些表面偶然性冲昏了工业设计师和室内装饰师的头脑。这些先生有一种可以理解但不可辩护的冲动，要把打蛋器、落地灯和雕像做成流线型。这种设计习惯既无功能，又华而不实，正如五十年前缝纫机设计师习惯用精雕细扭的铸铁框架支撑机器，使之看起来像锻铁一样。
文学中也是如此，人们更多注意当代的外观，而非使当代运转的事物。若一部小说写有城市贫民窟的肮脏，或《烟草路》茅厕的臭味，它就伟大而现实。确有小说展示南芝加哥贫民窟如何嵌入时代的总体图景，也展示使《烟草路》保持其现状的因素是什么，但这类小说太少，而且一般都倾向迷失于高度片面的说教性中。现代时代较大的图景，追溯十年或半世纪及其背景，观察技术与政治环境同真实的个人角色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观察宣传性的木偶，尚未被写出。
我从美国技术学校教授的观点写作此书，特别说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我很清楚，我们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在训练和性情上对技术教育比对文化教育反应更好。不过，我也同样清楚，我们较优秀学生中相当大一部分，对文化信息和文化定位有强烈需求。他们对音乐和文学、哲学，以及对自己任务和地位的智力理解所抱的兴趣，具有一种新鲜与活力，这是许多本应以文化为大学首要目的者所缺少的。这些年轻人是现代世界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若我们要发展一种充分包容和理解其所生活世界的文化，它必将出自像这样的人。
象牙塔文化中过分精致的个人，其最强烈情感只是想和其他有文化的人一样的群居欲望，形态过于萎黄和衰弱，对理解当下世界状态难有多少贡献。实际上，他批判性观点所显现的纯洁，正是自我防卫的纯洁。若他试图拥有自己的品味和术语，它们总是某个宗派或小圈子的品味和术语，用来保护他免受外界严酷之害。他同同伴蜷缩在一起，如同篮子里的瞎眼小猫。按弗洛伊德的福音，恰好代表学识和巫术的适当组合，足以迎合他的自命不凡。
另一方面，未来智力，若非未来知识分子的巨大来源，是接受工程、医学或自然科学等职业训练的人群，这些职业要求智力耐力，也鼓励智力好奇心。如果能让这些人接近社会科学和文学，不是以几门陈词滥调的课程形式，而是经由了解科学方法与思维习惯、具有社会学或文学倾向的教师所抱的理解性兴趣，那么他们将为来临时代的社会学和文学提供远胜任何早期时代或国家，甚至更真正美国化的源泉。必须教导他们，知识和文化不是锁在保险箱中、只供精英检视的私人珍宝，所有知识和一切文化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他们必须学会赞同自己已经感觉到的事，构成学者、艺术家和行动者的，少于完整的人是不够的。我们麻省理工学院中的相当一群人，正努力在学生身上唤起并使之意识到这种完整性，这种健全性。
我不责怪美国知识分子对科学和机器时代抱有敌对态度。敌对态度是积极且建设性的，机器时代的冲击中有许多确需主动而明智的抵抗。我责怪他对机器时代缺乏兴趣。他不认为了解关于科学和机器的主要事实，并对其采取积极立场，重要到值得去做。他所持的态度是敌对的，但这种敌意并不强到使他对此采取任何行动。那与其说是经成熟考虑的态度，不如说是对过去的怀旧和对现在无意义的不满。他愿意接受当日趋势，认为它们令人不快却不可避免。事实上，他令人想起邓萨尼勋爵一则寓言里的优雅生物。这些娇弱而优雅的存在已经如此习惯于被一个更粗野、更残暴的种族吞食，以至于把自己的命运视作自然且适当，并欢迎砍下自己头颅的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