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现代世界中的通信与保密
过去几年呈现出两种相反、甚至彼此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个国内和国际的通信网络，其完备程度为历史上前所未有。新闻采集机构之于大众报刊，科学期刊和评论刊物之于专家，不过是一些手段，通过它们，世界新闻的一个横断面得以按频繁而规律的间隔传递给他们。另一方面，在迪斯委员会、兰金委员会和芒特委员会的推动下，随着军事信息的分级，以及最近披露的国务院某处令人难以置信的松弛失误，我们正接近一种心态，历史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可与之相比。
在那里，威尼斯大使极其精确的新闻采集服务，构成了我们了解欧洲历史的主要来源之一，却伴随着国家对秘密的嫉妒性守护。这种守护被夸大到国家下令秘密暗杀移居他国的工匠，以维持若干特定技艺的垄断。因此，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本世纪争夺世界强权的主要对手之间，似乎上演的现代警匪游戏，不过是旧日意大利斗篷与匕首的情节剧，以更大规模重新演出而已。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现代科学诞生阵痛的舞台。然而，当今的科学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意大利的科学。我们应当能够以比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思想更成熟、更客观的态度，考察现代世界中信息和保密的全部要素。这一点尤其如此，因为通信研究如今已达到相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现代科学对于通信和保密的地位与功能，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让我们重述一下我们对于信息的一般看法。人这样的生物体浸没在周围的世界中，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它。信息经由大脑和神经系统协调，在适当的贮存、整理和选择过程之后，便通过效应器官输出，通常是肌肉。这些器官继而作用于外部世界，也通过动觉末梢等感受器官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动觉器官接收的信息，与已经积累的信息储备相结合，影响未来的行动。
因此，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自己的适应作用于它时，同外部世界交换之内容的名称。接收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适应外部环境、并在该环境中有效生活的过程。现代生活的需求和复杂性，对这一信息过程提出了空前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报刊、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大学、图书馆和教科书，都为满足这一过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有效地生活，就是带着充足的信息生活。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为美国环境中的美国人而写。在这种环境中，信息问题会按美国的典型评价标准来衡量：一件事物的价值，是它作为商品在公开市场上能卖得什么价钱。这是某种正统观念的官方教义。美国居民抗拒它已变得愈来愈危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它并不代表普遍的人类价值基础：它既不符合寻求人类灵魂救赎的教会教义，也不符合依据实现人类幸福理想来评价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在典型的美国世界中，信息的命运是变成一种有价格、可买可卖的东西。
我无意挑剔这种商业态度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是粗俗还是精微。我要说明的是，它导致了对信息及其相关概念的误解和误用。我将从若干领域谈起，先从专利法开始。在这里，我将延续并发展上一章中的一些观点和评论。
授予发明人在其发明主题上享有有限垄断权的专利证书，之于发明人，正如特许状之于特许公司。其背后隐含着关于知识产权及其权利的某种哲学。这种哲学大致接近熟练手工业者进行作坊式发明时代的实际情况，却连当今发明的勉强图景也无法提供。
它假定，一位工匠通过通常被称作机械灵巧的试错体系，从他那个时代的一门技艺进展到了下一阶段，并把这一阶段体现为一件特定装置。法律把创造这种新组合所需的灵巧，同发现有关世界的科学事实所需的另一种灵巧区别开来。后一种灵巧被称为发现自然规律。在美国，以及许多拥有相似产业制度的国家，法典不承认规律发现者对其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享有任何产权。当作坊发明家拥有一种传统和背景，而科学家拥有全然不同的传统和背景时，就会发现这种区分颇为实用。
狄更斯《小杜丽》中的丹尼尔·道伊斯，显然不能同狄更斯在别处描写的泥沼协会成员混为一谈。狄更斯赞扬前者，把他描绘为具有常识的工匠，有劳动者宽阔的大拇指，以及总是面对事实之人的诚实。至于泥沼协会，不过是狄更斯对早期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贬义别名。他用斯威夫特也不会认为不足以描写拉普他投机家的语言，痛骂后者是一群空想而无用的梦想家。
如今，像贝尔电话公司的现代研究实验室，尽管保留着道伊斯所具有的同实践的联系，实际上却由泥沼协会的精神曾孙组成。如果把法拉第视为早期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典型成员，那么，经由麦克斯韦和亥维赛，到坎贝尔和香农，通向今日贝尔电话实验室研究人员的链条是完全连续的。
在现代发明的早期，科学远远领先于工人。机械能力的水平还只是锁匠的水平。按瓦特所言，当一枚薄六便士硬币恰好能从活塞和汽缸之间滑过时，活塞便被认为适配汽缸。钢是工艺品，用于剑和盔甲。铁则是搅炼工制成的、含渣而呈纤维状的产品。即使像法拉第这样务实的科学家开始取代丹尼尔·道伊斯之前，道伊斯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他的国家政策即使由转来转去部1这样目光短浅的机构表达，也指向他这位真正的发明人，而非泥沼协会的诸君，并不奇怪。巴纳克尔家族可以把道伊斯折腾得形销骨立，仍不断把他从一个部门推到另一个部门，但他们私下畏惧他，因为他代表着正在取代他们的新工业主义。他们既不害怕，也不尊重，更不理解泥沼协会的诸君。
在美国，爱迪生恰好代表着道伊斯们与协会人士之间的过渡。他本人很像道伊斯，而且更急切地想显得像他。尽管如此，他的许多工作人员却选自协会阵营。他最伟大的发明是产业研究实验室，将发明作为一种业务来生产。通用电气公司、西屋集团和贝尔电话实验室追随他的足迹，在爱迪生只雇用数十名科学家的地方，数以百计地雇用科学家。发明不再意味着作坊工人的小器械灵感，而是一个由称职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经过审慎、全面搜索的结果。
目前，面对新兴发明的一般智力结构，发明正在失去作为商品的身份。什么使一件东西成为好商品？本质上，是它能够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大体保留价值，并且这种商品的各部分能像为它们支付的货币一样作加法组合。守恒律是好商品极方便拥有的一种性质。例如，一定数量的电能，除去微小损失，在输电线另一端仍变成同样数量的能量。为以千瓦时计的电能定出公平价格，问题不难获得实用的解决。物质守恒律的情形非常相似。我们通常的价值标准是黄金的数量，而黄金是一种特别稳定的物质。
能量和物质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宠儿。当时，它们被看作彼此不同。如今我们知道，它们不过是一对连体双胞胎的两半。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寻找“社会能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寻找“心理能量”，十九世纪的实验生物学家寻找“组织能量”。
尽管如此，能量概念并不构成物理学的全部，对于按照物理学模式成长起来的新科学而言就更不是全部。实际上，就在上个世纪，另一个概念出现了。它与能量相关，但在通信与信息的问题上远比能量重要。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熵。我们已经看到，熵不守恒。它可以自发增加，但在封闭系统中不能减少。由于这种变化趋势，熵并不直接适合作为商品。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通信基于一个与熵相近的概念，即信息量。信息量仅在代数符号和一个可能的数值因子上不同于熵。正如熵在封闭系统中倾向于自发增加，信息则倾向于减少。正如熵是无序的度量，信息则是有序的度量。信息和熵都不守恒，也同样不适合作为商品。
从经济观点考察信息或秩序时，让我们以一件金饰为例。它的价值由两部分构成，黄金的价值和“做工”的价值。当一件旧首饰被带到典当商或估价师那里时，其确定价值只有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否为做工另行给价，要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卖方的坚持程度、制作时流行的式样、纯粹艺术性的工艺、该物品供博物馆收藏的历史价值，以及买方的抵触程度。许多财富毁于忽视这两种价值，即黄金价值和做工价值的差别。邮票市场、珍本书市场、三明治玻璃器皿市场和邓肯·法夫家具市场，都是人为的。因为除去拥有这类物品给其主人带来的真实乐趣，做工价值的很大部分不仅关乎物品本身的稀有性，也关乎某一时刻是否存在一群相互竞争的活跃买家。经济萧条限制了潜在买家群体，可能使其缩小到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一件巨大珍宝只因缺少竞争性的买主，便化为乌有。若另一种新的流行狂热取代旧的，占据潜在收藏家的注意力，市场又可能彻底崩塌。收藏家的趣味没有永久的共同尺度，至少在接近最高审美价值以前如此。即使到了那里，为伟大绘画所付的价格，也不过是购买者对财富和鉴赏家名声的欲望所投下的巨大影子。
艺术品作为商品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对信息论重要的问题。首先，除最狭隘的那种把全部财物永久锁在保险柜里的收藏家外，对艺术品的物理占有既不是获得其所传达的欣赏益处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事实上，有些艺术作品的吸引力本质上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对于它们，占有问题几乎无关紧要。伟大的壁画几乎不是可流通的文书，承载它的建筑也同样不是。这种艺术品在技术上归谁占有，其人也至少必须同来往该建筑的有限公众分享，且往往必须同全世界分享。他不能把它们放进防火柜，在只有几位鉴赏家的小型晚宴上独自玩味，也不能把它们完全封作私人财产。被赋予西凯罗斯那幅壁画所享有的偶然私密性的壁画极少。那幅画装饰在墨西哥一座监狱的大墙上，西凯罗斯曾因政治罪行在那里服刑。
艺术品的单纯物理占有就说到这里。艺术产权的问题远为深刻。让我们考虑艺术作品复制的问题。毫无疑问，艺术欣赏最精美的花朵只能由原作开出。但同样无疑的是，一个从未见过伟大作品原作的人，也能培养出广博而有修养的趣味。而艺术创作审美吸引力的绝大部分，可以通过高质量复制品传达。
音乐的情形相似。听者若亲临演出现场，在欣赏一首乐曲时能获得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然而，聆听这首作品的优秀唱片会极大增进他理解这场演出的准备，以至于很难说两者中哪一种是更大的体验。
从产权角度看，复制权受版权法保护。但还有其他权利，任何版权法都无法涵盖，它们几乎同样提出了任何人能否在有效意义上占有一项艺术创作的问题。这里出现真正独创性本质的问题。例如，在盛期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发现几何透视法是一种新事物。艺术家能够通过巧妙运用周围世界的这一要素，带来极大愉悦。丢勒、达·芬奇和同时代的人，体现了当时领先艺术头脑对这项新手法所抱的兴趣。透视艺术一旦掌握，很快就失去趣味。因此，在其创始人手中伟大的东西，如今每个设计商业挂历的多愁善感画家都可随意取用。已经说过的话未必值得再说。若不知道一幅画或一篇文学作品所含的内容中，有什么不易在当代或更早作品中为公众得到，便不能判断它的信息价值。只有独立信息才能相加。二流抄袭者的派生信息，绝非独立于先前已有的东西。因此，俗套的爱情故事、俗套的侦探故事、通俗杂志上普通而可接受的成功故事，都避开了版权法的字面，却没有避开其精神。没有任何版权法能阻止一部成功电影之后，接连出现一批劣质影片，榨取公众对同一情感处境第二层、第三层的兴趣。新的数学观念、自然选择这样的新理论，或任何东西也不能取得版权，唯一可受保护的，是以同一文字对同一观念的完全复制。
我重申，这并非偶然，而是信息本性所固有。信息产权必然有一个缺陷：一则信息要对共同体的一般信息作出贡献，就必须说出某些与共同体先前公共信息储备实质不同的东西。即使在文学与艺术的伟大经典中，明显的信息价值也有很大部分仅因公众已熟悉其内容而消失。男学生不喜欢莎士比亚，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不过是一堆熟悉的引语。只有当对这类作者的研究深入到比时代浮浅陈词滥调所吸收的那一层更深处时，我们才能与他重新建立信息上的联系，并赋予他新的鲜活文学价值。
从这个观点看，有些作家和画家在广泛探索某个时代开放的审美和智力途径时，数年间对其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具有近乎毁灭性的影响，颇有意思。像毕加索这样的画家，经历过许多时期和阶段，最后把时代正要说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最终使其同时代人和后辈的独创性枯竭。
通信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内在局限，公众中任何重要部分都几乎不了解。街头普通人认为，博物馆的功能是购买和储存艺术品，而非鼓励当代艺术家创作。以完全类似的方式，他相信可以把国家的军事和科学技术诀窍储存在静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就像可以把上次战争的武器储存在军火库中一样。事实上，他走得更远，认为在本国实验室发展出来的信息，在某种道德性的、超法律的意义上属于该国。其他国籍的人使用这些信息，不仅可能是叛国的结果，而且在本质上具有盗窃的性质。他无法设想一则没有主人的信息。
认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信息可以储存而其价值不会遭受压倒性贬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它几乎不比另一种看似更有道理的主张更正确：战后我们可以把现有武器的枪管灌满汽缸油，在外部涂上喷射橡胶膜，然后静待下一次紧急情况。鉴于战争技术的变化，步枪尚能较好储存，坦克储存得差，战列舰和潜艇则根本不能储存。事实是，一种武器的效力恰恰取决于在某一时刻有什么别的武器与之对抗，也取决于当时整个战争的智力观念。这导致的结果是，正如不止一个案例所证明的，过多储存武器很可能使军事政策僵化为错误形式。因此，带着自由选择恰当工具应对新紧急情况的能力来面对它，具有十分可观的优势。
在另一层面，即经济层面，英国的例子清楚表明这是真的。英国是第一个经历全面工业革命的国家。从这个早期时代，它继承了铁路的窄轨距、棉纺厂对过时设备的大量投资，以及其社会制度的局限。这些使当今累积的需求变成压倒性的紧急情况，只能通过实质上等同于社会和工业革命的手段来应对。这一切发生之际，最新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能够享用最新、最经济的设备，能够建造足以让经济尺寸车厢运载货物的铁路系统。总而言之，它们能够生活在当代，而非一个世纪以前。
欧洲的英国是如此，美国的新英格兰也是如此。使一项产业现代化，往往比把它废弃、另起炉灶昂贵得多。除了较严格的产业法和先进劳工政策所带来的困难之外，新英格兰的纺织厂被遗弃的主要原因之一，坦率地说，是它们宁愿不受一个世纪传统的束缚。因此，即使在最物质的领域，生产和安全从长远看也是不断发明与发展的事情。
信息比起储存，更是一种过程。那个信息和科学状况足以应付可能向其提出的要求的国家，将拥有最大的安全。那里的人充分认识到，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观察外部世界并使行动有效作用于它的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换言之，在一个有效信息水平不断进步的世界中，任何数量的科学研究，即使被仔细记录在书籍和论文中，随后贴上保密标签收入图书馆，也不能长期保护我们。大脑没有马奇诺防线。
我重申，活着就是参与一条从外部世界而来的影响和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行动的连续流，在其中我们只是过渡阶段。以比喻意义清醒地活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就是参与知识的不断发展及其无阻碍交换。在任何近乎正常的情境下，确保我们拥有这种充分知识，既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远甚于确保某个可能的敌人没有它。军事研究实验室的整个安排，沿着有害于我们自身最优使用和发展信息的路线进行。
上次战争期间，一种我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求解的积分方程，不仅出现在我的工作中，也至少出现在两个完全无关的项目中。其中一个，我知道它必定会出现。另一个，只需极少的咨询也本应使我知道这一点。由于同一观念的这三种应用分属三个完全不同的军事项目，保密等级全然不同，地点也不同，因而没有办法使其中任一处的信息传达到其余两处。结果是，必须作出相当于三次独立发现的工作，才能使结果在全部三个领域中可用。从时间上说，由此造成的延迟约为半年至一年，可能还多得多。从金钱观点看，当然在战争中这较不重要，它相当于在极昂贵的层级上耗费大量人年。即使敌人对这项工作作出相当有价值的利用，也难以像我们必须重复全部工作那样不利。要记住，一个敌人若不能参与那种即使在我们的保密制度下仍颇为非法地发生的余下讨论，便无法评估和使用我们的结果。
在一切对信息的估算中，考虑时间都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就战场上密码和暗码2的实际使用而言，存在某种对偶原则。能够在高度保密级别覆盖相当数量材料的密码或暗码，不仅是一把难以撬开的锁，也是一把合法开启时需要相当时间的锁。对小单位作战有用的战术信息，几乎必然会在一两个小时内过时。它能否在三小时内被破译无足轻重，但任何收到消息的军士或军官能否在大约两分钟内读懂，却极其重要。另一方面，较大的战斗计划太重要，不能托付给这种有限程度的安全性。尽管如此，若一名收到计划的军官需花整整一天才弄清它，延误很可能比任何泄密更严重。整场战役或外交政策的密码和暗码可以而且应当更难攻破，但没有一种能在任何有限时间内不可攻破，同时又能承载有意义数量的信息，而不是承载一小组彼此断裂的单独决定。
破译暗码的通常方法，是找到一段足够长的该暗码使用实例，使编码模式对熟练的研究者变得明显。通常，模式至少必须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没有重复的极短段落无法破译。然而，当多段文字使用一种对整个集合共同的暗码类型，即使具体加密方法有所变化时，不同段落之间可能有足够多的共同之处，使人先破译一般暗码类型，再破译所用的特定暗码。
在破译暗码上显示出的最大巧思，很大部分或许不见于各秘密机构的档案，而见于碑铭学家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罗塞塔石碑是通过解释埃及文本中的某些字符而得到解读的，那些字符后来证明是托勒密诸王的名字。不过，还有一项解码行为更为伟大。解码艺术最伟大的单一例证，是解开自然本身的秘密，这是科学家的领域。
科学发现，是为我们自己的方便解释一个根本未曾顾及我们方便而形成的存在系统。因此，最不该靠保密和精心设计的编码系统来保护的东西，就是自然规律。除了直接攻击这一秘密的人力或文献载体来破除保密的可能性，总还可以在所有这些载体的上游攻击编码。要设计出比原子核的自然编码更难破译的次级编码，或许是不可能的。
在解码问题中，我们能拥有的最重要信息，是知道我们正在读的消息并非胡言乱语。一种使破译者不知所措的公认方法，是在合法消息中混入一条不能解码的消息，因为它事实上并非有意义的消息，只是一堆字符。类似地，当我们考虑原子反应和原子爆炸物这样的自然问题时，我们所能公开的最大单项信息，就是它们存在。一旦科学家着手解决一个他知道有答案的问题，他的整个态度便改变了。他已经朝答案走完约百分之五十的路。
鉴于此，完全可以说，原子弹唯一可能保住、却毫无抑制地向公众和所有潜在敌人公布的秘密，就是它能够被制造出来的可能性。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只要向科学界保证它有答案，科学家的智力能力和现有实验室设施便在世界各地分布得如此广泛，这项任务在任何地方的准独立实现都只需几年。
目前，这个国家怀有一种令人感伤的信念，认为我们是某种被称为“技术诀窍”的信息的唯一拥有者。它不仅保障我们在所有工程和科学发展以及一切重大发明上的优先权，而且如我们所说，也保障我们享有这种优先权的道德权利。可以肯定，这种“技术诀窍”与参与原子弹等问题工作的人的国籍毫无关系。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要汇集丹麦人玻尔、意大利人费米、匈牙利人西拉德以及项目中众多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服务，是不可能的。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纳粹威胁激起的极端紧迫意识和普遍受冒犯感。若要在国务院政策使我们投入的漫长再武装时期中维系这种团体，仅靠夸大的宣传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技术，能够把大量科学家和大量资金的努力结合起来，实现一个单一项目。不过，这不应让我们对自己的科学地位有任何过分自满，因为同样清楚的是，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年轻人，他们除了按大量人手和大量资金来理解科学项目外，无法以别的方式思考。法国人与英国人能以一位美国中学教师会轻蔑地看作临时棍线活儿的设备完成大量工作，这种技能除我们青年中正在消失的极小少数外，已无处可寻。大实验室眼下的时尚是科学中的新事物。我们当中有些人愿意认为，它可能永远不会老到成为旧事物。当这一代的科学观念被耗尽，或至少显示其智力投资的回报大幅递减时，我看不出下一代有什么前景，能提出那些巨大项目赖以自然建立的巨大观念。
清楚理解适用于科学工作的信息概念，就会显示两项信息的简单并存价值相对很小，除非它们能在某个心灵或器官中有效结合，这个心灵或器官能够用一项信息滋养另一项。这恰与那种组织相反。在那种组织中，每个成员都沿着预先指定的路径行进，科学的哨兵走到自己巡逻路线的尽头便举枪致敬、向后转，再朝来路行军。两位科学家彼此接触有巨大的滋养和复苏价值，但这只能发生在代表该科学的一个或两个人已足够深入地跨越边界，能够把邻居的观念吸收到有效思维计划之中时。这种组织的自然载体，是按每位科学家的兴趣范围而非预定巡逻路线分配其轨道的方案。
即使在美国，这种松散的人类组织也存在。不过目前它们是少数无私之人努力的结果，并非那些自以为知道什么对我们好的人的强制计划框架。然而，我们科学人口的大多数也不能把自己的无用和当今的危险归咎于那些被任命的和自行任命的高明人士。正是广大公众要求现代科学在一切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事情上保持最严格的保密。这种保密要求，不过是病态文明不愿得知自身疾病进展的愿望。只要我们还能假装世界一切安好，我们便堵住耳朵，不听“祖先的声音预言战争”。
在群众对研究的这种新态度中，科学发生了一场远超公众所意识到的革命。实际上，今日科学的主宰者自己也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之事的后果有多深远。过去，研究方向大多留给个别学者的兴趣和时代趋势。现在，存在一种明显尝试，要在公共安全问题上引导研究，使一切重要途径尽可能以构筑一道不可穿透的科学保护栅栏为目标加以发展。可是科学是不偏私的。进一步推进科学前沿的结果，不仅向我们显示许多可用来对抗可能敌人的武器，也向我们显示这些武器的许多危险。这些危险可能因为它们恰好是比起我们任何敌人更能有效对付我们的武器，也可能如放射性中毒那样，是我们使用武器本身所固有的危险。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实验室的J. B. 维斯纳教授曾向我指出这一切。由于我们同时积极寻找攻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所有手段而加速推进，对新研究的要求便不断增加。比如，战时橡树岭和洛斯阿拉莫斯的集中努力，使保护美国人民不仅免于敌人可能使用原子弹，也免于我们新工业的原子辐射，成为此刻关乎我们的事情。假如没有战争，它大概二十年内不会关乎我们。在我们当前军国主义的心态中，这又强加给我们一个问题，即可能的敌人以新的方式使用这些力量时的对策问题。很大程度上，这个敌人不是俄国，而是海市蜃楼中我们自身的倒影。为了保卫自己免受这个幻影之害，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科学措施，每一项都比前一项更可怕。这场巨大的启示录螺旋没有尽头。
我们的处境，像一个人生中只有两种雄心的人。一是发明能溶解任何固体物质的万能溶剂，二是发明能盛装任何液体的万能容器。无论这位发明家做什么，他都会受挫。此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当一个秘密的保护依赖人的操守时，它绝不会像保护依赖科学发现本身的困难时那样安全。
我已经说过，任何科学秘密的传播都只是时间问题。在这场游戏中，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从长远看，武装我们自己和武装敌人之间没有区别。因此，每一项可怕的发现只会增加我们作出新发现的需要。这必将持续下去，直到这片土地的全部智力潜能从一切可能的建设性应用中被耗尽，无法用于人类各种新旧需要。这些武器的效果，必然是增加这个星球的熵，直至冷与热、善与恶、人和物质的一切差别，都在一颗新星白热熔炉的形成中消失。
我们像格拉森猪群那样把时代的魔鬼领受于自身，科学战争的强迫性神经症正驱使我们不顾一切、头朝下地冲入自我毁灭的海洋。或者也可以说，那些以充当我们导师并管理科学新纲领为业的先生们，是一个个魔法师学徒。他们被启动一场魔祸的咒语迷住，全然无力停止它。甚至广告和推销的新心理学，到他们手中也成为抹除科学工作者良心顾忌的手段，并摧毁他们可能仍有的、不愿划船进入这场毁灭漩涡的禁忌。
让这些为自身目的召来这种魔性认可的聪明人记住，按事物的自然进程，一次被收买的良心会被收买第二次。能被巧妙分配的行政糖果收买的对人类的忠诚，将会追随对官方上级的忠诚，只要我们还有更多糖果可以分配。这一天很可能到来，那时它构成对我们自身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在某个其他强权，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能够提供更大报偿的时刻，我们那些按账单付款便冲来保卫我们的好朋友，也会同样冲去促成我们的屈服与毁灭。愿那些从无底深渊召来原子战争幽灵的人记住，为他们自己而非为我们，他们绝不可等到对手刚刚显现成功的曙光之后，才杀死他们已经腐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