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僵化的声音

我在本书的几个地方已经指出，社会的近期未来是危险而阴暗的。首先，我指出，我们正依据一种进步观念的航图前行，而这张图没有标出威胁着我们的暗礁。其次，在一个与我自身兴趣更直接相关的领域，我谈到过新机器时代极为危险的问题，既从它可能引起的经济动荡来看，也从依赖机器来统治人的新法西斯主义威胁来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所说的我们，既指世界人民和一般的美国人民，也指我所属的那一部分人民，即具有社会意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两者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对于广大人民，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接受关于科学及其政治背景、以及我们面临的眼前危险的长期教育，而这种教育很可能不受欢迎。对于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和学者，则有承担这项教育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组织舆论，使我们对于新问题所拥有的洞见能够产生效力。

在这件事上，科学和科学家在公众舆论中所处的错误位置，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尽管学校进行了种种科学教育，期刊进行了种种科学宣传，事实仍然是，街头普通人虽然可能对科学发明和发现作用于其日常生活的结果有所认识，却对科学的内在概念和科学家的任务毫无概念。对他来说，科学家恰如巫医之于野蛮人，也就是一个神秘而矛盾的人物，既应被崇拜为深奥知识和深奥力量的载体与代理人，又同时应受畏惧，甚至受憎恨，并且须被安置在适当的位置。巫医或许是一种力量，但他也是献给诸神的极合适祭品。

这种情形由来已久，但原子弹及其引起的普遍恐惧和普遍罪咎感，使它更为突出。几乎没有人不明白，原子弹以个人毁灭的可能性威胁着他，更直接地说，它很可能迫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甚至躲进洞穴。另一方面，使用如此强大的屠杀手段，震撼了我们这些早已因把毒气用于战争的威胁而惊骇之人的道德感。广岛原子弹最初引起的即时反应，是为我们展现的国家力量而欢欣。几天之内，这一行为的全部恐怖，原本已经打动较敏感的我们，也传到了广大公众那里。人们彼此说道：“这太可怕了！它如此可怕，以至于我不可能参与过它。”至少，他们会对自己的内在良心这样说。自然的结果是，他们会追问究竟谁参与了它。战争的激动期间，街头普通人与政府和军事力量认同得太紧密，不能把罪责归到它们身上，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他内在自我的延伸。他寻找一个陌生的替罪羊，一个在他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替罪羊。谁能比科学家更适合这个目的？

在他眼中，科学家一向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人，他们说一种外行听不懂的语言，他也不会在乡村俱乐部或保龄球馆遇见他们。科学家身上带着某种魔鬼的气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在那里反驳。

科学家的这种坏名声，很快又因保密宣传和当时的间谍指控而严重加剧，无论后者是否有正当依据。毫无疑问，确实发生过一些间谍活动，同样毫无疑问，我们也曾试图套取外国的秘密。无论如何，涉及极少数人的相对次要事件，被如此夸大，以致整个科学职业都蒙上坏名声，尤其因为只有这个职业的人才有可能揭露、出售，甚至理解原子弹的秘密。

因此，像我这样的作者，试图敦促公众认识新科学时代所伴随的危险，便处于那只建议其他老鼠给猫挂铃铛的老鼠的位置。我个人在给猫挂铃铛这类冒险事业中并无特别用处，但至少我可以希望，我是在对另一些人说话，他们愿意承受漫长的政治工作和恶名，若要使这些观点在选票中产生效力，这是必要的。

那么，让我们考虑有哪些猫要挂铃铛。美国街头普通人最害怕的那只大头猫，是苏维埃俄国政府及其同盟共产国际。曾有一段时期，我们许多人希望，这一权力集团宣称亲科学的倾向，表现在它给予巴甫洛夫的相对自由以及在俄国积极从事新的科学研究，会最终导致一种局面，使革命及其直接后果的过激之处让位于对世界一般、对其他国家和对科学而言较少排他、较具普遍性的态度。无论是由于它遭受外部仇恨的严酷，还是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苏维埃政策已日益教条和限制性强，日益缺少宽容与人道。事实上，苏维埃国家已成为一个封闭而僵硬的制度，在其态度和组织的细微方面也极像历史上的教会。

我以前说过，除非人类提升到其天赋能力的充分水平，否则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不会长久。对我们而言，低于人的状态，就是低于活着的状态。未充分活着的人，即使在他们的影子世界中也活不长。我还说过，对人而言，活着就是参与一种遍及世界的通信体系。它意味着有自由检验新意见，发现哪些意见通向某处，哪些意见只是使我们困惑。它意味着有可变性，能在不止一个位置适应世界。这种可变性可能使我们在需要士兵时有士兵，也使我们在需要圣徒时有圣徒。正是人类的这种可变性和通信完整性，我发现正受到当前那种按由上而下交付给我们的全面预定计划而聚拢在一起的趋势的侵犯与损害。我们必须停止亲吻抽打我们的鞭子。

在知识发展的伟大时期，人们愿意坚持理想和意见，即使它们并不受欢迎。在当今时代，这种知识勇气显著缺乏。我们不仅害怕受到权威迫害。我们还畏缩于一种更大的恐惧，即因与他人不同而隐含的迫害。那种把持异议的个人压缩为死板模式的学生式残酷，已经得到那些本应早就摆脱这一青春期邪恶阶段的权威人士的认可。如果当今时代要结出果实，并配得上历史的尊严，我们必须抵制对于普遍同一性的精神病式强迫。

我想评论一下，对真理的爱与对一致性和逻辑的爱之间的区别。从长远看，真理要么必须是一致的，要么就对我们不可穿透。然而，一种一致的事物观，并不必然标志我们在新领域中进行智力探入的最初阶段，反而标志其最终征服，并整合进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有组织的形式，容纳了不同而先前尚未解决的各种选择中一切有效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通过支持并吸收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和合题辩证法，有意识地承认了这类过程。

这种作为调查和研究过程结果而出现的最终结论的一致性，并不具有我们认识真理所经历的一切步骤的特征。目前，相对论与量子理论之间表面的矛盾，代表物理学中一个尚未解决的区域。知识上的诚实要求承认科学中仍未解决之处，也要求期待能找到一种方法来调和相对立的半面意见，并要求付诸行动以实现这种调和。

每当一种知识运动变成好战的宗教宣传，就会产生一种冲动，放弃那些尚未纳入严密而一致的防线、尚且难以完全辩护的知识前哨，退入一种仪式之中，躲在表面上坚不可摧的逻辑安全之后。这应被认作它实际所是的倒退。

两个恰当的例子是耶稣会和共产党。整个天主教确实本质上是一种极权主义宗教。声称掌握天地的钥匙，换言之，声称控制通向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极权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总被迫建立在封闭逻辑之上。就教会而言，这种逻辑是由圣托马斯·阿奎那诠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然而，天主教会是一座有许多居所的房屋。天主教中有广阔的领域，也有整个的修会，在那里宣传冲动或极权主义冲动并未明显居于前景。然而，耶稣会有些像教会中的教会，较大的教会和该修会本身都曾反复悲哀地认识到这一点。它是一个军事而好战的修会，创建于尚未完全摆脱摩尔人威胁的西班牙，其精神中带有某种摩尔人圣战的成分。事实上，即使在最天主教双王的时代，西班牙天主教在其要求与虔诚中，都是穆罕默德追随者尚武热忱的镜像。

耶稣会与教会的其他修会有何区别？在于其纪律、其逻辑，以及它用逻辑使真理服从教会和修会的意志。它对教育的重大服务，大部分是朝向诡辩学教育的。我并非以任何贬义使用这个词，因为耶稣会士自己也使用它。它指的是借个别案例来举例说明，从而处理道德问题，正如哈佛法学院以案例教学法教授法律。从某种观点看，它意味着把道德法本身变成一个战场，正如普通法在我们的法院中已变成的那样。它的主要工具是严格逻辑。

与这种产生过许多十字架英雄的军事热忱，如圣方济各·沙勿略和利玛窦，相伴的是卓越的组织制度。耶稣会的报告被认为是历史的重要来源之一，几乎仅次于早期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和后者一样，它们不仅评论其修会的内部生活，也评论每一种可能引起教会和修会兴趣的政治、军事或社会现象。这一向是耶稣会士的职责，这项职责不会留下任何不报告事务的豁免角落，而这些事务在其时代的重要性，正如原子弹的发现和细节在我们的时代一样。对于教会和修会，教会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法律，超越并取代世俗君主的一切法律。

这段描述的每一方面，只要作纯粹文字上的改动，应用于如今组织起来的共产党时都同样有效。共产党人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但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某一事业的仆人，他们完全献身于它，并相信它包含人类的终极职责。他们是一个军事修会，经过多年的地下革命与外国战争而变得坚韧，正如耶稣会士在同摩尔人的持续冲突中变得坚韧一样。他们服务目标时不比耶稣会士从事救赎工作时更有怜悯。他们不宽待自己，也不会宽待别人。逻辑对他们的意义，恰如圣托马斯的逻辑对教会，特别是对耶稣会士的意义，也就是信念的中心堡垒。不过，他们遵循的不是圣托马斯的逻辑，而是经由卡尔·马克思的话语解释的黑格尔逻辑。即使这种逻辑暗示科学观念会在其内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和修正，它本身仍是一个教义要点。最后，共产党人也有一套与耶稣会士所知任何事物同样详尽严格的报告制度。

苏维埃人对一致性的渴望，在间谍和叛国问题上表现出一个奇特例子。西方国家在此事上有非常双重的道德。没有一个军事总部，也没有一个外交部，包括我们自己的，不惯常利用其他国家那些愿意因怨愤或金钱泄露本国秘密的卑劣人物。没有一个大国不维持本国官员，让他们以普通公民身份居住国外，职责是报告居住国最严守秘密的那些事情。我们这些同军界朋友自由交往的人，对这种情形的细节实在太清楚了。

世界既是这个样子，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对它们轻声说话，以免震动好公民娇嫩的感受。人们假装这种间谍活动不存在，或者至少只由肮脏的外国人进行，而我们自己清白无瑕。这是虚伪，但它可能是相当必要的虚伪，因为没有它，各国公民都会迷失在一个阴谋与愤世嫉俗的气氛中，那对妥善履行公民职责极为不利。俄国反抗这种虚伪，对自己的间谍政策很少遮掩。它要求其党员把一切可能对其继续存在至关重要的信息转交给它。从根本和潜在意义上说，这与某些修会报告中发生的事并无不同。但在这个国家，我们已警觉于共产主义的危险，而对教会的政治可能性尚有些漠不关心。这些后一种可能性已在重要地方显现。让我们记得马萨诸塞州的节育法案会遭遇什么，也请好好注意教会巨炮集中向罗斯福夫人开火，以及由此产生的冷酷宗教裁判。

我不想为那些具有双重忠诚的人，特别是那些出售和交出我们秘密文件的人辩护。我厌恶那种正在抹杀我们国民生活体面的警察与强盗的全部气氛。我不相信，针对那些被认为是间谍或叛徒之人的所有攻击，都有事实根据。我也十分确信，全国有一种大肆追捕的风气，认为定罪本身就是成就，完全不管有罪与否。本段我试图做的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使这一情形摆脱追捕的气氛，因为这种气氛使它模糊不清。

让我们回到耶稣会士与共产党态度之间比较的更一般问题，特别是有关科学地位的问题。首先，在不涉及宗教教义要点的地方，耶稣会士有着悠久而光荣的科学成就记录。他们对地震的研究属第一流，因为研究地震既因人道理由而重要，又不太可能引出任何有争议的教义要点。纯粹数学史中不止有一位伟大的耶稣会士，如萨凯里，正如其中也不止有一位共产党成员。这里同样，和教会或党的教义相冲突的数学要点很少，想保持无瑕教义记录的人可以轻易避开它们。另一方面，我不建议具有自由和个人主义观点的科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耶稣会大学任教，正如我不建议他在共产党大学任教，假定他首先能被任一学校任命。在两种条件下，科学都能存在，但那是身穿紧身衣的科学，害怕自身延续的条件。

更具体地谈共产党：它的科学政策并非始终如一，而是随党的路线波动。曾有一个时期，苏维埃俄国向世界学者呼吁，请他们承认自己是有文化、有学问的国家。在那一时期，俄国期刊，包括俄国科学院的出版物，在每篇文章之后刊载英文、法文或德文摘要。这一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结束了。如今俄国期刊严格限于俄文，可能的例外是苏维埃共同体不同地区所说的其他语言。同时，曾暂时给予来访学者的欢迎，甚至包括把他们视为俄国学校职位候选人的欢迎，也大幅缩减。外国联系对俄国教授已变得空前危险。最糟的是，诸如遗传的基因理论、量子理论、相对论，以及关于数学本质的各种逻辑理论，已进入俄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成为国家持有正统意见的问题，个人若不遵循，便要自担风险。

现在让我们转向当前国际阵营的另一方。西欧的态度混乱，倾向于追随俄国一方或美国另一方的领导。仍有一个巨大的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观念，却不愿完全同共产主义制度结盟。这个中间群体目前在两条战线上都打着必败之仗：对抗俄国的敌意，也对抗美国贬损任何一点社会主义色彩的愿望。

只有在美国和梵蒂冈城，才能遇到当今真正反对苏联力量的紧凑总部。只有在这些首都及其卫星国，才有人认真考虑同苏联进行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热战还是冷战。

至于已经明确成为一切共产主义事物主要敌人的教会，让我再说一次，没有人能怀疑它本质上的极权主义。“Quod semper, quod ubique, quod ab omnibus”，是高贵的话，但它们只能承受一种极权主义解释。教会很有耐心。如果发现自己处在不能得到整条面包的位置，它愿意折衷取得半条面包，但这种折中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教会接受的不会少于整条面包。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中，教会接受作为诸宗教之一的地位，是以它仍为少数派且这是它所能强制实行的最佳交易为条件的。它仍把自己视为通向救赎和上帝临在的唯一渠道。既然它如此代表自己，它就不能接受永久妥协。

教会从未否定宗教裁判所。它怎么能这样做，既然它视异端为对上帝的叛逆，是一切罪中最严重的罪？宗教裁判所仍留在它的箭袋中，同绝罚和禁令一起。就在最近，教会抽出了绝罚之箭，搭上了弓。

此处请让我说明，我并非对天主教怀有任何特别敌意。作为现存最强大的教会组织，或许只有共产党本身例外，教会以最高程度显示出一切声称极权主义的教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极少有基督教会不提出这类主张，除力量外，也极少有教会在任何程度上不同于罗马教会。也就是说，极少有教会不在原则上接受其普世性、其与一切其他宗教的不相容性，以及其原则的完整无疑正当性。这些并非宗教必然伴随的事物。在宗教混融中，它们被放弃，中国人可以同时是儒家、佛教徒和道教徒。在一神论派和公谊会成员中，它们也被削弱到几乎消失。尽管如此，加尔文和路德都未摆脱这样的确信：在他的教会之外，没有通向救赎的道路。

为教会主张极权主义基础的倾向，伴随从圣徒的教会向主教的教会的过渡。只要教会除了道德力量外不拥有任何力量，只要它的成员资格确实意味着对个人痛苦与殉道的沉思，它就无需在自身成员群体之外提出主张。就在圣彼得的继承人同凯撒妥协、成为一个与国家平行的公共秩序的官员，并通过相互协议分享国家职能的那一刻，教会便成为一个提供晋升和个人事业的组织。若这类组织要生存，它必须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存职责，而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确实很短。

主教的教会必须假定自己是一个普世组织，任何不经由它的道路都不能通向救赎。因此，没有什么比教区内的一位圣徒更让主教烦恼。圣徒按其本性主张同上帝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绕过教会的权威，即使并未违背它。个人圣洁中有某种东西近似于选择行为，而异端一词不过是希腊语中“选择”一词。因此，你的主教无论多么尊敬一位死去的圣徒，永远不会对一位活着的圣徒感到太友好。

这让我想起约翰·冯·诺伊曼教授对我说过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在现代科学中，原始教会的时代正在过去，主教的时代已经来到。确实，大实验室的负责人很像主教，他们同各行各业的权贵交往，也面临骄傲和权力欲这两种肉欲之罪的危险。另一方面，任何稍微值得被当作科学家考虑的独立科学家，都有一种完全来自其内心的奉献：一种要求能够作出最高自我牺牲的召唤。

在历史上，主教不仅是持牧杖的人，也是持权杖的人。他被认为不该流血，但他并不把这一禁令解释得如此严格，以致不能让脑浆流出。在《罗兰之歌》中，图尔平大主教和罗兰或奥利弗一样是暴力之人。在黑斯廷斯，巴约的奥多与其兄弟诺曼底私生子并肩作战。

既然主教并不总是和平之人，我们便不应惊讶，关于圣徒的教会和主教的教会所说的话，同样完全适用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的人，无论他们实施过什么暴力，无论他们意图怎样颠覆既存制度，都是极有勇气、承受极多痛苦的人。几乎没有一位老共产党人在革命后又存活十年以上，这是由于他们已经历的艰苦。他们常是有文化的人，即使也是立场狭隘而偏执的人。我们许多人曾希望，在革命和一段重组时期之后，这些人的品质会显露出来，共产主义的一些僵化会自行消散。

俄国革命有些阶段印证了这一期待，但在当前这个充满冲突和野心的世界里，在我们这些不在俄国的人看来，通向自由主义的主导趋势已经逆转。新一代共产党领袖以大管理者的僵化，取代了创始者的叛逆性。

我们注意到的教会与苏维埃之间的相似，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令人惊讶。斗争使双方暴露在同一战场和同一艰苦之下，最终使它们变得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更可能出现在有关个人的恶习中，而非美德中。

正如我们所说，西班牙人的基督教与摩尔人的伊斯兰教有许多共同点。宗教裁判所的火焰，又在加尔文判处塞尔维特的火中燃烧。共产党政委与耶稣会会长是兄弟，尽管一个呼求基督，另一个宣告新的宣礼：“没有上帝，马克思是他的先知！”

我已指出，目前意见自由正受到教会与共产党两种僵化的夹击。在美国，我们正在发展一种新的僵化，它结合两者的方法，却不具有任一者的情感热忱。我们持各种意见的保守派不知怎的联合起来，企图使美国资本主义和商人的第五自由在全世界占据至高地位。

我们的军人和大商界巨头观察俄国人的宣传技术，发现它很好。他们在联邦调查局作为政治审查者的新角色中，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找到了相称的对应物。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武器形成某种从根本上令全人类厌恶的东西，需要压倒性信仰和信念的全部力量才能使它们勉强可以容忍。他们从未努力用任何东西取代这种信仰和信念。因此，他们背弃了我们美国传统中最珍贵的部分，却没有提供任何我们可以为之而死的原则，除了对共产主义纯粹否定性的仇恨。他们成功地变得不美国，却不激进。为此，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宗教裁判：教师誓言和国会委员会的宗教裁判。我们综合出一种新的宣传，只缺少教会和共产党共同具有的一个要素，那就是信念的要素。我们接受了可能的对手的方法，而非理想，却很少意识到，正是理想给予这些方法以它们所拥有的一切说服力。我们自己没有信仰，却妄图惩罚异端。愿我们立场的荒谬早日在它应得的荷马式笑声中消亡。

如果通信要拥有作为社会核心现象应有的范围，如果人的个体要达到并保持其完整身量，我们就必须抵制对我们自由的这三重攻击。妨碍我们的，仍是美国人对 know-how 而非 know-what 的崇拜。我们正确地看到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中的巨大危险。一方面，我们召来一个极权主义教会的协助，与这些危险作战。这个教会在支持其准则时，丝毫没有准备接受比共产主义所诉诸手段更温和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企图综合一个僵硬制度，以火攻火，用与共产主义制度绝非偶然相似的机构反对共产主义。这样做时，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中本质上值得我们尊重的要素，在于它的忠诚以及它坚持工人的尊严和权利。坏的部分主要在于，共产主义革命当前阶段所采用的无情技术。我们的领袖在接受这种无情时显示出令人不安的自满，也显示出令人不安的不愿把自己的行为诉诸任何指导原则。从根本上说，在我们的反向无情背后，没有真正由衷赞同的充分基础。让我们希望，仍有可能扭转当下的潮流，创造一个未来的美国，在那里，人能够生活并成长为一个人，在这个词最充分、最丰富的意义上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