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语言的历史

人类自很早的时代起，便已意识到言语的神秘。斯芬克斯之谜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智慧。事实上，在英语中，谜语这一整个观念源自“to rede”，即解开谜团。“rede”一词与通常意义上的另一词”read”同源。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与巫术相去不远。在中国某些地方，人们对文字的敬重到了不忍丢弃旧报纸碎片和无用书页残片的地步。

与这些现象都密切相关的是“名字魔法”：某些文化的成员从出生到死亡都使用并非其真正名字的名字，以免让巫师因知道其真名而占得便宜。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或许是犹太人的耶和华之名，其中元音取自上帝的另一个名字“Adonai”，以免这力量之名被世俗之口念出而遭亵渎。

从名字的魔法，只须一步便可走到对语言更深刻、更科学的兴趣。作为对于口头传统和书面文本真实性的文本批评兴趣，它可追溯至一切文明的古人。神圣的文本必须保持纯净。若有异文，就必须由某位批评性的评注者加以裁断。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圣经》、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圣书、佛教经典、孔子的著作，都有其早期评注者。为维护真正宗教而获得的学问，后来作为一种文学学科得以施行，而文本批评是最古老的智识研究之一。

上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语文学史被缩减为一连串教条，其中有时显出对于语言本性的惊人无知。当时达尔文式进化论的模型被过于认真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由于这整个课题最密切地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本性的见解，我将对此作较详尽的评论。

早期关于希伯来语是乐园中人类的语言，以及语言的混乱起源于建造巴别塔的推测，在此不必引起我们超过将其视为科学思想原始先驱的兴趣。然而，后来的语文学思想发展长期保留着几乎同样的幼稚。语言彼此相关，并经历渐进的变化，最终成为全然不同的语言，这些观察不可能长久逃过文艺复兴时期敏锐的语文学家的注意。像杜康日的《中世纪及晚期拉丁语词汇集》这样的书，不可能存在而不十分清楚地表明，罗曼语的根源不仅在拉丁语中，也在通俗拉丁语中。必定有许多博学的拉比很清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相似之处。当东印度公司在备受诋毁的沃伦·黑斯廷斯建议下，于威廉堡设立东方研究学院时，人们便再也不可能忽视，一边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与另一边的梵语，原是用同一块布裁出的。上世纪初，格林兄弟和丹麦人拉斯克的工作不仅表明日耳曼语属于这个所谓印欧语族的范围，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些语言彼此之间的语言关系，以及它们与其遥远的共同母体，不论那共同母体究竟为何，之间的关系。

因而，语言学中的进化论早于生物学中精细化的达尔文进化论。这种进化论固然有效，却很快在生物进化论本不适用之处超越了它。也就是说，它假定语言是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由内部的力量和需要所改变。实际上，语言是人际交往的附带现象，服从于因这种交往模式变化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力量。

面对混合语的存在，例如通用语、斯瓦希里语、意第绪语、奇努克混合语，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英语，人们一直试图把每种语言追溯到一个唯一合法的祖先，并把参与其起源的其他因素仅仅当作新生儿的教父母。人们区分了显示公认规律的合法语音构成，和临时造词、民间词源、俚语等令人遗憾的偶发事件。在语法方面，最初试图将一切来源的语言都塞进为拉丁语和希腊语制造的紧身衣的努力，已经被另一种几乎同样严格的尝试所取代，即为每种语言各自建立其构造范式。

直到奥托·叶斯柏森近来的工作之后，才有相当数量的语文学家具备足够的客观性，使他们的科学成为对语言实际说和写的样貌的描绘，而不是一本习字帖，试图教爱斯基摩人怎样说爱斯基摩语，教中国人怎样写汉语。错置的语法纯粹主义的影响，在学校之外也清楚可见。其中首要的，或许是拉丁语如何像早一代的古典诸神一样，被自己的孩子杀死。

中世纪时期，质量不一的拉丁语，其中最好的部分除了迂腐的人以外谁都完全可以接受，始终是西欧各地教士和一切学者的通用语言，正如阿拉伯语直至今日仍在穆斯林世界中保持这一地位。拉丁语的这种持续威望，得以依靠语言的作者和使用者愿意从其他语言借词，或在拉丁语自身的框架内建构讨论当代鲜活哲学问题所必需的一切。圣托马斯的拉丁语并非西塞罗的拉丁语，但西塞罗也无法用西塞罗式拉丁语讨论托马斯主义的思想。

人们或许以为欧洲俗语的兴起必然标志着拉丁语功能的终结。事实并非如此。在印度，尽管新梵语诸语言不断发展，梵语仍表现出延续至今的显著生命力。如我所说，穆斯林世界由古典阿拉伯语的传统联合起来，尽管多数穆斯林并不说阿拉伯语，而当代口语阿拉伯语已分化为许多极不相同的方言。一种已不再是日常交流语言的语言，仍完全可能世代乃至数世纪地作为学术语言存在。现代希伯来语在基督时代希伯来语不再使用之后，存续了两千年，并且确实作为现代日常生活语言重新归来。我现在所讨论的，只是拉丁语作为学者语言的有限使用。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拉丁语学者的艺术标准提高了，人们愈来愈倾向于抛弃一切古典时代以后的新词。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学者手中，这种改革后的拉丁语可以，而且常常是一件艺术品；但要驾驭如此精妙、如此精炼的工具，所需训练超出了科学家训练中应有的附带部分，因为科学家的主要工作必须始终关乎内容，而非形式的完美。结果，教拉丁语的人和使用拉丁语的人变成愈来愈相隔悬殊的阶层，直到教师们完全回避了教导弟子任何东西的问题，只教他们最精雕细琢而无法使用的西塞罗式言语。在这种真空中，他们最终除了专家之外取消了自身的任何功能；而随着拉丁学这门专长愈来愈不为普遍需要，他们废除了自己的功能。为这项骄傲之罪，我们如今不得不付出代价，失去一种充分的国际语言，它远优于世界语之类的人造语言，并且非常适合当今的要求。

唉，古典学者的态度往往超出聪明外行人的理解！我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古典学者的毕业典礼演讲，他哀叹现代学问日益增强的离心力，使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彼此愈离愈远。他把这说成一次想象中的旅行，在旅行中，他作为一位转世亚里士多德的向导和导师，穿行于一所现代大学。他的演讲先将各个现代知识领域的术语片段示众于耻辱柱上，他设想自己把它们当作可怕的例子呈给亚里士多德。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所拥有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都相当于其弟子的课堂笔记，以世界历史上最艰涩的技术术语之一写成，对任何未经吕克昂学园训练的同时代希腊人都全然不可理解。这种术语已由历史神圣化，因而本身成为古典教育的对象，此事并不相关，因为那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而非与他同时。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语愿意同一位杰出学者的技术术语妥协，而即使是他博学而可敬的继承者们所用的英语，也不愿同现代言语的类似需要妥协。

带着这些告诫的话，让我们回到现代的语言观点。这种观点将语言翻译的操作，以及由耳朵和大脑解释语言的相关操作，比拟为非人类通信网络的运行与耦合。我们将会看到，这实际上符合叶斯柏森及其学派的现代而一度被视为异端的观点。语言不再主要是规范性的东西。它已成为事实性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当使用什么代码，而在于我们使用什么代码。在对语言的精细研究中，规范性问题确实会介入，而且非常微妙。然而，它们代表的是传播问题最后的精致花朵，而非其最根本的阶段。

至此，我们已确定人身上最简单的传播要素的基础：即当两个人面对面时，人通过直接使用语言与人交流。电话、电报以及其他类似手段的发明表明，这种能力并非本质上限于个体的即时在场，因为我们有许多方法可把这种交流工具带到地球的尽头。

在原始群体中，能够有效共同生活的共同体规模受到传递语言的困难所限制。数千年来，这一困难足以把国家的最适规模压低到几百万人左右，通常还要更少。应当注意，超越这一有限规模的大帝国，是由改良的通信手段维系在一起的。波斯帝国的心脏是御道，以及沿路传递王命的驿使接力。罗马的大帝国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罗马人在修路方面的进展。这些道路不仅运送军团，也运送皇帝的书面权威。借助今日的飞机和无线电，统治者的话语延伸到地球的尽头，此前阻碍世界国家存在的许多理由已被废除。甚至可以主张，现代通信迫使我们裁断不同广播系统和不同航空网络的国际主张，已经使世界国家不可避免。